一、鸦片战前:中国传统的邮驿制度

中国邮驿制度的历史渊远流长。孔子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所谓“置”、“邮”，史书中有多种解释，如《六书》中云:“邮者步传也，驿也，简书遽送，利用步传。古注，邮遽迟，驿遽速，遂设马传。置即其别名，亦即驿之代名也。”

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中国最早邮驿制度是在周代。周代的邮驿，分步传和马传两种，由夏官大司马管理。驿程是三十里为一舍。当时的传舍还可供人住宿。如<史记，蔺相如列传》中说:“舍相如广成传舍。”汉时，邮驿制度比较完备。邮与驿有所区别，邮有邮人，五里设一邮，有时也视环境需要有所增减。释是一种传递消息的设备，供给传书者用作交通工具而已。一般用马。当时还设有“传”，用车供给政府官吏或特许之人因公乘坐。置传和置释的地方在一起，统称为“置”。当时，邮释制度比较严格，要求邮件所到时日与递信吏卒姓名均要有记录。当时的邮驿还可供人止宿。此外，还有私驿。《汉书·燕刺王传》中云:“旦(指燕刺王—笔者注)置驿书，往来相报。” 东汉末期战事频繁，全国统一的邮驿不复存在了，直到隋朝才开始恢复。

唐朝的邮驿制度比较发达，属兵部驾部郎掌握。三十里为一驿，当时共有驿站1 639所，有陆驿、水驿、水陆兼驿三种。陆释有马、驴，水驿有船。至于驿使行程，则有明确的规定。如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驿使在传递文书时由门下省发给牌符。开元十八年后，又发给纸券用来代替传符。唐除递送官文外，还兼运官物，如杜牧诗中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外，释站还兼有旅馆的性质，不过只供给释使或官吏止宿，并对乘驿及在驿馆住宿者有严格规定，违反者轻则杖打，重则判刑。宋代的邮骤制度因袭了唐制，不过牌符较唐代复杂。《宋史卷154，车服志》云:“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制银牌·一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其中，金字牌要求驿使速度最快，凡邮递救书及军机要切才使用它。其次是青字牌，再次是红字牌。

元朝时，疆域最广，军事最为强盛，因而邮驿制度也最发达，有站赤和急递辅两种。站赤有陆站、水站。陆站用马、狗、轿或徒步，水站用舟。其官有释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话，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元代站赤数目极多，有一万多所，皆设备妍丽。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皇帝使人自都城出使者，每二十五里必有一驿，每驿有房舍，宏大华丽……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帐供，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集，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为盛。"站赤之外，还设有急递铺，“转送朝廷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I。铺卒接到文书后，记载下时间，然后将文书用夹板夹好，再包以小漆绢。“卒腰革带”，并系悬铃。所要到铺的铺人听到铃声则出来接文书，然后又展转以去。政府规定铺人一昼夜要走四百里，勤惰有赏罚。急递铺有两种薄书。一种薄书记载所转递文书和当传铺所，另一种则记载文书到辅时刻及本辅转递人姓名，而本辅转递人将文书送到下辅时，由到达铺所签押交收时刻后，持以还铺。由此可见其邮驿制度的完备。

明代的驿站，“自京师达于四方”，“在京日会同馆，在外日水马驿并递运所。此外，也设急递铺。大体与前制相仿，无创新。

清代，邮驿分为铺递、驿递两种。铺递以铺夫铺兵走递公文。葬递以马，除送公文外，还护送官物及官差。京师设置皇华驿，作为全国邮驿的统领，直辖于兵部车驾司。官长七人，主管所有京外驿务，兼掌存核出纳。同时，又于京师东华门附近设两机关，一是马馆，专门管理铺夫驿马，另一个是捷报处，主要收发来往文移，并与各行省接洽往来。这两个机关由满汉监督会同管理。兵部派出16名高级武官作为差官，名为提塘，驻扎在各省都会，归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甘、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按察司管辖，管理该处直接寄往京城的文报。凡经驿站寄往各省的官封，先由车驾司验明盖戳，随即送往捷报处，经由马馆预备夫马，然后由京传至第一站(西路为良乡，东路为通州)，再转发，如此沿站传递，以达原封应达之地。而各省的文报，亦按此办法先由提塘交首站，再由各站依次转递，以达京师车驾司，再由该司分送各署。

清代驿站名称多样，或称驿、或称站、或称军塘营塘、或称台等。各省腹地所设为释，军报所设为站，甘肃嘉峪关口外所设除安西州镇、西府迪化州各本属差务仍设骄外，其安西哈密镇西三属特设军塘以达出人嘉峪关军站文报，又别设营塘以达寻常文报。西北两路所设为台。当时设立了递运所运送官物，后来将其裁并归驿，帷甘肃一带尚存其制，仍称“所。清驿的设置，按道路远近和地理位置的要冲或偏远，适中设之。设备供应则因水陆情形而异。在西北各地递送公文，多用马匹;东南各区，水道便利，均设有水驿。“各省马驿水驿其需用马驴车船人夫什物等项各有定额，钱粮或设泽垂专管，或属州县官兼管或令武职带管，俱责成各该督抚释传道稽察。所需各项钱粮约计应用之数各于该省田赋内照数编征。驳站在传递公文时，必须使用马封，附粘排单，注明所往各站。各站必须将经过时日在排单上注明。除传递公文外，驿站还兼为乘传官员负责供应夫马。不过，该官员须持有“火牌”。它“在部给发，月终汇奏所发数目，在外，由部预制颁发，各有定数。维持驿站的费用十分庞大，年需三百万两白银，但不由户部支取，而是由直省各地在当地税课项下坐扣，报由各省督抚，每年汇奏一次。

综上所述，几十个世纪以来，驿站作为官方的唯一通信机构，一直起着联络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重要作用。

二、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海关兼办邮政和文报局的设立

鸦片战争后，中国邮驿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邮政在中国大地上萌芽并曲折地成长起来。邮政的近代化是从海关兼办邮政开始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清乾隆以后，来华贸易的西人日益增多，他们与本国的联系主要是依靠中国领水内的夏船或贸易监督所悬挂信箱，以备通信之用。1834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由英国人开办的客邮。后来，法、美、日、德、俄援引“利益均沾”，纷起效尤，分别于1861年、1867年、1876年、1886年、1897年在上海设立各自的邮局。

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清政府有保护外国邮差的职责。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英法等国纷纷在华设立驻京使馆。为了方便，使馆文件交由总理衙门代寄，来往于北京、上海问。1865年，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到北京，海关文件也同样交总理衙门代寄。由于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夭津港口封冻，邮件只能从镇江寄发。路程远，又恰逢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感到负责邮件安全的责任重大，便有意将这项职责移交给总税务司署，由它负责邮件的封装分发工作。1866年，商定在冬季由总税务署“将使馆发送邮件和海关发送邮件装在一起交总理衙门代运。由上海来北京的邮件，总理衙门收到后应即送交总税务署开袋分送。”因而，总税务司署和上海、镇江两地海关成立了办理邮递事务的部门。在其他各季，信件则由总税务司署自行派差递津转为寄沪，因而在天津和沿海各关也设立了类似的部门。

1867年3月.赫德发出了邮政通告，宣布了邮件封发时刻和邮资标准。这种海关兼办邮递的办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政府也渐次赞许。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海关试办邮政极为鼓励，在他的支持下，各海关设立了比较正规的邮务机构。光绪四年(1878年)，总理衙门准备开设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仿泰西邮政方法试办邮政，交赫德管理。赫德因有事赴欧，指派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试办邮政。天津也就成了当时中国近代邮政的总汇之区。

1879年12月，赫德发布通令，要求各海关对邮递业务密切注意，“尽予以推广”。1890年(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也指示赫德“以所拟办法既于民间无损，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因而到1896年初时，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开办了海关邮局。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外交上往来文报日益增多，1876年(光绪二年)，清政府于驿站之外，设立文报局，专门负责传递驻外机构与国内来往公文。在上海设立南洋出使文报总局，在天津设立北洋文报总局，作为京、沪转口的枢纽，并在北京设立京局。文报局自成系统，早期领导权归总理衙门(后改为外务部)。

文报局的设立最初仅仅只是传递进出口文报，而不负责国内各衙门问的公文及民问私人信件。后来，也许是因为各省官深感驿递费时久而需款巨，在轮船通航以后，各省及各通商口岸也纷纷设立文报局来传递地方政府公文。起初主要是利用轮船投递，铁路兴修后，也利用火车投递。所耗的经费，一概由地方政府筹措，不由户部支出。文报局投递邮件时，均粘附二联单，一联记发该邮件事由，一联为递到之收条。经收件者注明收到日期后，仍缴还发报局，以备查核。以广东文报局为例，1882年12月创办，与设在福州、厦门、台商、汕头、上海、天津的文报局及香港的一个代理机构通邮。它所寄递的邮件都附有一个备忘录，并附上收据，所有的信件与包裹都记录在案。文报局的开支由广东省政府承担。可以说，文报局实为驿站之变例，不过比驿站进步。

台湾文报局属文报局中特殊的一种。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改驿为邮，创办了一个官府、商民皆可使用的邮政局。“总局设台北，即以台北文报局为总站。台内改设邮政，接递文报，应照局章，海内来往公文，仍照旧接收，交递各衙门。台南即以台南文报局为总站，按照台北文报局办理。"自台北至台南，定为干路，有正站，站途较远者还设驿站。“所有各署、营、局所发递全台公文，概须粘贴邮政票，所有文信只凭邮票传递。如无邮票，虽各衙门印封排单票，概不代为传递。"邮票有两种，一种专供官府使用，标有“台湾邮票”字样，只记重量，不计邮费;一种专供商民使用，标有“邮政商票”字样，记重量也计邮费。如果到一些边远地区，公文又稀少的话，票价就会加增。其信件送至何处，票钱须要接收信件之站全收，不得挨站零收。各站收发邮票，要求一定要在票上填注年月日时，“或收或发，载之于薄。"月终，连同票根一起汇报总局。对于递信速度也有规定，每时限递十九里。如果程限不符，还要从严查究。当时，还专门备有两艘轮船，名为“南通”和“飞捷”，定期往来于台湾与上海、福建之问，递送邮件。台湾文报局不仅节省了费用，如1889年刘铭传奏称，较驿站办法完美多多，以前骆站经费年需一万六千元，现在则每年万元足矣，而且加快了军、公机关文报的传递速度，方便了全岛人民。

这种特殊的文报局制度，可看作是传统邮驿体系向近代邮政体制的过渡，虽然保留了很多驿传体系的痕迹，但它可以说是创办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的最早尝试，走出了一条自主创办的道路。但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台湾被割，这种尝试也就夭折了。

三、甲午战后:大清国家邮政的创办和驿制的废弛

甲午战后，由于种种原因，晚清国家邮政在海关邮政的基础上创办起来。为了实现邮权的统一，促进中国邮政近代化进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进有恒的措施，尤其是对于传统的邮驿，社会各界发表主张，或裁，或改良，莫衷一是，但最终还是裁驿归邮，驿站成为历史的陈迹。

邮驿制度发展到清朝后期开始积弊丛生，严格的驿律逐渐失效，循私枉法的现象屡屡出现。主要表现在:

其一，督抚官员等往往借查办地方公务扰累骚站，而州县地方官则多曲意逢迎。有史书记载，嘉庆年问，在大官过境之时，地方官“预备车马帷恐不多，供帐惟恐不盛’'就是别的省份官员过境，也是一律承迎办差。并且，“台站往来各差近来每藉官差贩带货物，在台任意需索驼马，稍不如意辄加鞭挞"。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起。

其二，驿站的驿马经常不足额定数量。道光年间，河南省额定为十匹驿马的驿站，多的只剩下四五匹，少的则只剩下二三匹。而仅存的驿马很多都疲瘦不堪，经常发生“强留前站之马，令其支应差使，名日打过站”的事情。当地官员例支了马匹等项费用，但对马匹不进行合理的喂养，从中渔利，上下分肥。

其三，在驿站马匹缺额时，经常会强用民间车马。有时还会拦截过路车辆，将客商行李抛掷道旁，驱车径去，因而民间不堪其苦。

其四，军报延迟的事情屡屡发生。咸丰十一年，就查出三月二十七、二十九两日各处奏报有迟至数日才到的情况。常有大臣奏报“台站废弛，往往以日行数百里之羽书，迟至半月以上"。

其五，释站有时会私拆公文。发回各处的奏报和寄往各省的谕旨向来是由军机处交兵部加封发递，十分机要，而同治年间.竟有驿站设法私拆钉封，自行阅看，窥探秘密，漏曳军情。所传递的文书“夹板内印封均有拆动，甚至兵部加封之印花倒粘夹板内面破烂不堪。”

其六，各省州县所设的驿站，本是用来驰递文报及紧要差事的，然而清朝末年驿递的文报有时仅仅是官场“家室平安之报，友朋通问之间。

由此可见，这种日益腐败的驿站制度已不能使官方文书、命令有效地通达，日益失去其原有的作用。尽管清政府多次重申驿律，试图改良驿政，但它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1896年3月20日)，大清国家邮政局创办，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赫德拟定邮政章程“通商口岸互相往来寄递”、“通商口岸往来内地寄递”、“通商口岸往来外国寄递”和“邮政总章”四项四十四款内容。在章程中规定，各关已设的寄信局改为邮政局，归税务司管理。总税务司署中的寄信局，改为邮政总局，管辖各口邮局，凡一切事宜转呈总理衙门核办。条款也对邮局寄送信件、汇寄银钞、寄送包裹等业务和在示禁、帐目、册帐、冬季封河、杂款、示谕等方面作了种种规定。由章程内容可知，大清国家邮政局在创办时，内部组织大都率由旧章。邮区的划分，仍以海关辖区为基础。为了实现邮权的统一，清政府决定将葬站尽量予以裁撤，认为通省府州县若能一律举办邮局、投递文报无稽迟时日弊端的话，“其向设驿站之处，自可酌量裁撤”。然而，由于择站存在的历史久，且当时近代邮政设备尚未完备，没有通邮的地方传递公文还有赖于骄站，因此如果贸然全部裁撤，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光绪二十匹年十月初一日，总税务司赫德给清政府建言:“其事关系递送公文并办理国家之事，是以尤为紧要，断不能轻举妄动。”莫若于末裁之先，即照以上所拟将河家一切公文正本由邮政局来往寄送，试办一年，一年内仍将一切公文副本交释站照日寄送，以防遗失之虞。一年后，若见邮局之法既妥且速;彼时再定救留绎站之法.亦不为迟。“自此.清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缓进有恒的，在一面扩充邮局的同时，一面将驿站酌量裁撇。

由于国家邮政局较完整地引用了西方邮政的先进方法，是一个采用资本主义运营方式的新式通信机构，速度快且安全，因而发展速度很快。1901年，洋员阿理嗣就指出:“自有轮船以来，驾驶可到之处，地方官业已不用驿站。”而邮局对于宫方文书和应登薄的要件也很注意，慎重地逐条记载，以免遗失。1904年，邮政总办帛黎声称;“除甘肃兰州正在开办外，凡有局省分，久经带递文报，未闻特迟，而驿站几成冷署二"由此可见，驿站作为传递公文机构的重要性在逐渐地消失。

面对这种情况，清朝官员中不断有人建议裁撤驿站。例如，光绪三十三年。直隶督臣袁世凯看列直隶提墉压搁公文就奏请裁撤驿站，另设文报局。两江总督端方也奏称，江南提塘玩误情形与直隶无异，希望将提塘裁撤，派员骤京，设立江南文报局，除向归驿递者仍循旧办理外，其余公文都交文报局接收，随到随发，以期快捷。陆军部批准了这些奏请。宣统元年，东兰省你督徐世昌奏称驿姑由于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未能遍及，传递迁巨，很感不便。因而，奏请于省城先设文报总局，所有全省驿递事宜概归该局管理，何处应设分局，何处应置马拨，均将体察情形，次第筹办。其以前有的各驿站，都哲时不更动，一旦等到某站文报已通，就将某站驿站裁撤。陆军部也批准了东三省的奏请。东三省和南北洋裁驿、裁提塘设立文报局一事成为了裁驿设局的成案，各地纷纷依此成案裁驿设局。例如宣统三年署两广总督张鸣岐称，援照南、北洋成案，将广东驻京、驻省提塘两缺一律裁撤，改设文报局。凡是各部院咨粤文件及粤省咨达各部院的公文，均交该局接收转递。

对于驿站事务的掌管和裁驻事宜.出现了邮传部与陆军部的交涉与折冲。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预备立宪，设立邮传部掌理原由兵部掌管的异站。但陆军部(原兵部)认为驿站所递文件，以军报为重，在当前交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遇有紧要文件，仍然要由驿站递送。希望等到交通发达了，再会同邮传部商量裁并事宜，因此，驿站此时仍归陆军部掌管。

宣统三年，驿站耗费巨大，财政已是非常困难，陆军部乃决定放弃，“将所管骤台各站一切事项并捷报马馆处所一并移交郊传部接收经理"。原管驿站事宜的各员改续送邮传部录用。邮传部捆定于七月初一日接管将捷报处改为邮报处，决定嗣后选择一些已通铁轨及已设邮局地方的旧有驿站随时体察情形，分别裁改.其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界台军边各站仍须按照例章要一慎经营，以期无误。然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邮传部裁驿之事只好延搁。

民国元年六月，交通部将邮报处裁撤，规定官署公文径交部局寄送。民国二年，驿站遂告裁尽，只有外蒙、西藏、青海少数地方尚存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