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六七世纪吞米桑布扎创造藏文字之前，西藏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我们可以透过藏语流传的千百年历史了解藏文化，因为文化与语言相辅相成，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

一、藏语中的“马”现象

“马”藏语中即，它大致有23种别名。包括嘉措吉(海生)、络腮(聪慧)、白及布(财之子)、隆及星达(风中的木马)等各种称呼。既然藏语中的“槚”(茶)与汉语中的“茶”是古同音字，并且由此能反映当时藏汉两种文化交互产生的影响，那么藏语中的“马”与汉语中的“马”想必也应该会有语音上的、语义上的、文化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是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娱乐工具。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因之常见而对藏语的影响也很大。《藏汉大词典》中有关马的词汇很多，共有178个。这178个词汇按词汇量的多少包括马的颜色、马的性情、马的种类、马的器具、关于赛马、关于马的劳作特征、马的外形特征、与马有关的地名、马与佛教用语等。

藏语中“马”经常用在俗语或比喻句中。例如：

这些句子明显地都带有藏族生活和文化色彩。

藏语口语中，“马”常会用来来喻指“好人”或者“有才能的人”。例如藏语中夸奖小孩聪明、听话、懂事、勤快或者说集“好孩子”的标准的若干特征于一个小孩，就会说“这个小孩像马一样。…‘这个人像马一样”，意思可以是这个人能力强、善于为人处事，但意思更多的偏指这个人人品好。

藏语中为什么会有很多以马为例的俗语、谚语？口语中为什么“马”能喻指“好人”？藏语中的“马”的语用现象可以反映藏族“马文化”，马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与“马”有关的语言。“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文化因素溶入自己的专门用语中从而在专门用语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藏语中这种与马有关的特殊的语言运用现象正反映出文化与语言的相融性。

二、“马”的文化蕴含

马的众多藏语语用现象，突出藏族的马文化。

(一)物质层面。

藏语中常用“马”，马还常喻指“好人”，表明马在藏族人心中的特殊地位。藏族地区地域广博，交通运输工具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马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旧时马有专门的驿站、马差、马仆。茶马古道中“马”是一个独特的风景，虽说当时骡也是人们喜欢用的，但最具耐力和最能承受载重力的交通工具还是马，而且当时茶马互市时，马是最受内地人欢迎的西域产品。所以十多年前云南的一批年轻学者经过反复推敲，还是将这条“盐铁之路”、“盐粮交换之路”称之为“茶马古道”。

马在日常生活中还能代替牛犁地，它是最通人性的牲畜。汉语成语中“鱼龙混杂”之“龙”指“高人”，这与藏语中的“马”应该有相似的文化心理。汉族文化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藏语中马也有相似的心理地位。

(二)文学形象中马是至善至美的代表。

在藏族神话故事《马和野马》中讲述了“马”如何成为人类的朋友的故事，说明马在远古的神话时代就已经是藏族人生活中重要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藏语文教材中有一篇写“马”的课文，可以翻译为《聪慧之马》或《骏马》，这篇课文将马人格化。写到了马的速度、马的颜色、马的品性、马的功用等，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其中写到马的颜色专门只写到了白色，将马的颜色用排比手法比喻为：白云、雪山、月光、牛奶。藏族人心中白马意味着圣洁、神秘、高贵。传说中的白衣白马是吉祥之兆。

喜马拉雅山脉一山峰名为“达格卓桑姆”意为白马仙女。佛苯之争中，灭佛的暴君朗达玛是被僧人拉龙贝吉多杰骑白马刺杀，从此佛教在西藏才得以顺利弘扬。藏戏《文成公主》中有老马新驹的道具，象征吉祥。吉祥的马在藏文化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格萨尔王》中“马”非常重要，格萨尔出身低微，但赛马赢得冠军后成为了王，可以说是马成全了英雄格萨尔。格萨尔王在战斗中唯其骑马才更显英雄风姿。他的坐骑是赤兔马，也就是藏语中的红马火神。

(三)这与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信仰有关系。

马在生活中的种种作用使马的地位上升为精神层面的崇拜。藏传佛教宁玛派有一尊佛像叫“马头明王”或者叫“马头金刚”。如宁玛派的大密九尊马头明王。马上坐一面目狰狞的神像，是权利与地狱的象征，在寺庙中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此神源自印度，为观世音自性身，其貌为马头人身，愤怒威猛，能摧伏妖魔，藏传佛教上下密院视其为护法神之一，是慈悲观音及其他诸佛之化身”。

在色拉寺能在马头下磕头成为虔诚的信教徒们梦寐以求的渴望，有的人终其一生来朝佛的目的就是能在马头明王下虔诚朝拜，为的是能在地狱里畅通无阻。藏传佛教的祈祷仪式中有一种仪式叫洒“龙达”，是一种将虎、狮、凤、龙之图像印在纸片的四角，驮着珍宝的吉祥宝马图印在纸中央的供山神品。

藏语中“龙达”之“龙”指“风”、指运气，“达”，也相当于发达、升运，“龙达”即增加人的机运。“达”也有人认为指“马”，所以将“龙达”在汉语里直译为“风马”。

从古至今，人们想让佛保佑顺利时，经常用这种仪式。据阿来的散文《大地的阶梯》解释，“风马是山神能御风而行的战马。”

由此可见，“马”在藏族生活中从物质层、制度文化层深入心里层，于是“马”就在语言中常见，并蕴含着民族独有的文化。

“在生产发展前提下的商品交流、宗教统一等文化行为是促进一个民族具备共同语言的重要因素。”

因此，“马”深深带有藏民族自己的文化烙印。